童年（三）
在这个大院里，我们开始了比较固定的生活。在我七岁时，我上学了。也是在这年，妈妈又为我生了一个小弟弟。这是我家唯一的、也是最小的男孩，全家的喜悦可想而知。那是1960年，正是自然灾害开始的时候，由于妈妈怀孕时营养不良，弟弟出生时只有二斤半。有几次，我爬上妈妈的大床，望着这个襁褓中比猫还小的弟弟，我不禁怀疑：这就是我的小弟弟？这是个和我一样的“人”吗？他能长大吗？我悄悄的、轻轻的亲亲他，没想到他哭了，那哭声还没有小猫叫的声音大。唉！我叹了口气，想，这么个小不点，得需要多长时间才能长大啊！从小，我就喜欢弟弟，知道疼爱弟弟，从小，我就会抱孩子，那是从抱弟弟开始的。妈妈说弟弟是在我的背上和怀里长大的。妈妈常说的一件事是：弟弟出生那年，也是我刚上学的那一年，已到深秋，天将降温。那天，妈妈在里面房间给我们几个赶做棉衣，天已晚，弟弟哭，我抱着哄，怎么也哄不好，我在外面房间走来走去也累了，就坐在小椅子上，一伸胳膊间忽然弟弟的嘴捕捉到了我的胳膊，他以为是妈妈的乳房，就拼命的嘬起来，我看弟弟这样就不哭了，就没有挪开自己的胳膊……。等到妈妈从里面房间出来，看到我靠在小椅子上睡着了，弟弟在我的怀里也睡着了，我的胳膊被弟弟嘬的肿起一块，还泛着紫……。
而我记得很清楚的一件事是：一次我背着弟弟在院子里玩，当跑到墙边时脚下一拌，一下磕到墙上，弟弟的头首先碰到墙上，磕破了。弟弟大哭，我吓坏了，赶紧反身抱起他跑回家找妈妈。看着弟弟头上那块擦破了皮又肿起来的被妈妈涂了一块紫药水的包，我心疼极了，眼泪不住的流，以为妈妈至少会骂我一顿，可妈妈看着我，摸了一下我头上也磕出的包，只对我说了一句“小心点”，就又把弟弟交给了我。我抱着弟弟出了门，弟弟不哭了，可我的眼泪还在流，反倒是弟弟伸出小手给我抹眼泪……。从小，和弟弟的感情很好，以至于那年到西安的姨家住了半年，在那里想家时，想的最多的是弟弟。
在这个大院里，我认识了许多新伙伴，有几个和我年龄差不多的孩子，我们一同上学了。
刚开始上学时，由于学校离家比较远（大约要走25分钟），妈妈就让几个比我略大的男孩带我一起去学校（那时可不兴让家长送，都是一个院儿的孩子相约一起走）。记得常来叫我一起上学的有二个人，妈妈让我叫他们“哥哥”，我不叫，我觉得都在一个年级上学，叫名字就行了，叫哥哥会让同学们笑话的。他们每次来叫我时，都是催着我赶快吃完饭，有时还没来得及背好书包，拉着我就跑。有几次我没有跟上他们的步伐，脚下绊倒摔趴在地上，我哭，他们手忙脚乱的哄我，给我擦眼泪，结果擦成了小花脸，直到放学回家脸还是花的，妈妈开始时还问我情况，后来，就连看也不看了。那时的小学实行的是半日制，就是每天只上半天课，另外的半天用来做作业。那个时候实行学习小组制度，住在一个院儿的孩子组成一个或二个学习小组，做作业时就在一起做。我家住的小院儿就成了学习小组的所在地，每天或上午或下午，院子里的和我一样大的小朋友就到我家来，我家的小长条桌的周围就坐了四、五个我的同学，大家或静静的、或吵吵闹闹的做完了作业，然后一起玩儿，当然我还要带着妹妹，或背着弟弟。
出生在军人家庭、在部队营房长大的孩子小时候玩儿的最多的是“冲锋、打仗”、“抓俘虏、打架”。无论男孩儿女孩儿，在他们的血管里流淌着父辈粗旷豪壮、勇猛果敢的血，又在部队大院儿――这个以集体生活为主的环境里出生长大，他们听得最多的歌曲是军歌，从小就耳濡目染的接受了军事化的教育，那个时候他们最企盼的是早点长大，像父辈那样参军、穿上那一身令人羡慕的绿军装……。
没有多久，经常拉着我上学的那二个哥哥走了，是跟着他们的父母搬到新建成的军区大院儿去了。接着，陆续的院儿里其他小朋友的家也搬走了。后来，我的家也搬了，但不是搬到军区大院儿，而是搬到了另一个比较小的杂院儿里，那时，我已经该上小学五年级了。在这里我读完了小学，虽没有发毕业证就迎来了那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，但小学我还是实实在在的读完了的。多年以后，朋友们聊天时说到我们的文化程度，我总是说，我的扎实的根底就是小学。
